神經科學是21世紀的顯學，近10年來神經科學變成學術研究的新重鎮，神經科學的研究呈現出爆炸性的成長，從Society of Neuroscience的會員自1994年的7000人在10年內增加到33,000人可見一斑。1998年我開始訂閱Science和Nature，希望能接觸一些疾病以外的科學，每周2本，有空就翻翻，當成報紙看。幾年下來漸漸注意到神經科學的相關報導及論文愈來愈多。除了與我們比較有關的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病（Alzheimer′s & Parkinson′s disease）之外，神經生物學（neurobiology），神經影像學（neuroimaging）以及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的東西也很豐富。其中，嘗試以神經科學來闡述人類行為（例如合作、利他）的研究更是引人入勝。由於我的臨床領域不脫遺傳與胎兒發育，神經系統相關的遺傳與發育疾病對我而言，其實早已是家常便飯。在諸多胎兒發育異常（birth defects）之中，以中樞神經系統的問題最為常見（佔1/3：次為心臟，約佔1/4；腎臟約佔1/8），因此我對胎兒腦部的發育最為重視。事實上，從姙娠9周起我們就可以觀察胎兒腦部的發育。這些年來，我著力最多要算唐氏症產前篩檢，唐氏症的智障也是腦部發育的問題。有了這樣的背景，所以我對神經科學的蓬勃發展，自然格外引起共鳴。只是環顧身邊的臺大醫院、醫學院在神經科學方面卻是鴉雀無聲。好奇心驅使下，我花了點工夫去查查臺灣大學與神經科學相關的老師與課程。天啊！研究教學領域與神經科學有關的臺大老師竟然將近200位（佔臺灣大學師資的近1/10），與神經科學相關的課程有六、七十種，這些師資與課程幾乎涵蓋了神經科學全部的領域，從神經生物學、臨床醫學、認知科學、神經影像學、語言學……應有盡有，只是臺大卻連個「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那樣一個小小的建制單位都沒有。於是，我那Don Quixote式的原始衝動又不請自來。2004年5月12日，我發了一封邀請函，邀集臺灣大學與神經科學相關領域的資深同仁，在臺大醫院地下室意大利餐廳吃個簡單的晚餐。席中我自告奮勇提議：假若大家不反對，我們來成立一個臺大神經科學研究群，由我來擔任 manager，看能否在臺大為神經科學衝出一片天。如果成功的話，對大家的領域可能都會有所助益。我想當時大部分的人可能認為：你去試試看也無妨，反正成功的機率不大。一者，多年來在臺大醫學院還沒聽說什麼研究群成功過；二者，前此醫學院曾由2位老師受命推動神經科學但無疾而終。於是在沒人反對（也沒人贊成）的情況下，我就自己掛起這個招牌，開始推動臺大的神經科學。校長也喊「衝」雖然這是個地下行業，沒有公權力與公資源，但地下行業也有地下行業的推動方法。首先我設置一個網站做為對外的介面與對內的平臺（NTU Neuroscience Bulletin），舉辦每月一次的神經科學專題演講。第一次邀請的來賓是清華大學的江安世教授（2004 年8月），他介紹自己獨家的果蠅腦部免疫染色法，接著是剛剛進修回國的臺大病理科黃佩欣醫師（2004年9月），還有來訪的National Institute of Aging（美國國家老人學研究所）的Dr. Mattson（2004年10月）。在這個階段，我至少成為一個hub，神經科學相關的資訊透過我在臺大流通，或者是口耳相傳，或者透過E-mail。藉由這個strategic position我也接觸到一些有心幫助臺大發展神經科學的外界人士，指點迷津。例如，何英剛教授與我素眜平生，但卻提出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建議，他認為只要大學的最高領導者出來表達發展神經科學的決心，一切自然上路。由於他具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身分，講話格外具有份量（臺灣的特有現象），我透過管道帶他去見陳維昭校長，對臺大神經科學的發展提出建言。陳校長原本與我一起從事先天性異常胎兒（如連體嬰）的醫療多年，他任校長後，較少往來，但他對我的背景並不陌生。聽過我與何教授的說法，他說他也早知神經科學的重要性，曾經多次交代醫學院要盡力發展，但數年來未見動靜。聽了我們的說法之後，他了解神經科學不只是一些疾病，而是跨領域的大學門，最適合在具有各種學科領域的大學來發展。於是他請教何教授他能做些什麼？何教授說：校長什麼也不用做，只要出來喊「衝」，表明臺大發展神經科學的決心就夠了。隨後莊明哲教授以及浦慕明教授（兩位都是院士）也來熱情相挺。 2004年11月25日舉行了「臺灣大學全面發展神經科學」的consensus meeting，廣邀臺灣大學與神經科學相關的教師及學院主管參加。會中陳校長陳述臺灣大學發展神經科學的必要性並表達全力衝刺的決心，校長並答應考慮成立校級研究中心來全力推動。有了校長的宣示，我們這個研究群做起事來就順手得多，例如為了訓練紮實的神經生物學實驗技巧，我們商請嚴震東老師於2005年1月寒假期間舉辦Neurobiology Hand-on Workshop，教導本校年輕同仁神經生物學的基本技術。學員共20位，所需的經費（20萬元）由陳校長指示臺大醫院協助。坦白說，若沒有陳校長的宣示，臺大醫院大概很難補助這樣的教學活動，畢竟有臺灣大學才有臺大醫院。填一張空白支票接下來由生命科學院林曜松院長負責草擬神經科學研究中心的章程，並在當時陳泰然教務長的協助下，2005年4月19日經臺大行政會議通過成立，於是臺灣大學終於有了一個推動神經科學的專責單位。不過本質上它是個功能單位，意思就是：它是一個空殼子，不像系所每年有固定的經費。當時就有人說：這根本是一張「空頭支票（芭樂票）」，只能看不能用。他們說的也有道理，臺大醫學院的院級研究中心不乏只有一個兼任主任撐場面的例子。不過在我來看，這是一張「空白支票」而不是「空頭支票」，如果有本事的話，3億、5億隨便你填，這比一張只填500元的實質支票更有前景。2005年10月8日，臺灣大學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由李嗣涔校長揭牌，正式成立。算來我總計花了512天的時間，從NTU Neuroscience Study Group起步，把這個校級研究中心順利「生產」下來。我的本職是產科醫師，接生出來的小孩總不能自己帶回家。因此首任中心主任由動物所嚴震東教授擔任。這個中心的名字本來是Neuroscience Research Center（神經科學研究中心），但後來改用Neurobiology & Cognitive Science Research Center（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以涵蓋心理系為主的認知科學，光這個名字就有大學問。一位日本教授看到我們這個中心居然同時涵蓋neurobiology與cognitive science頓時大驚失色。他說在日本這兩個領域是不可能共存在同一個屋頂之下的，可見科際合作有多麼不易。 有云“Opportunity is for the prepared”，中心成立正逢5年5百億啟動。經過研究群同仁近2年的大力鼓吹，神經科學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在臺大已經獲得廣大的認同，也因此中心在第一年就獲得數億的經費購置2部MRI（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磁振造影），1部micro PET（微型正子斷層攝影），以因應日益增加的研究同仁之需求。在大學裡沒有學生就沒有存在，所以中心成立了神經科學學程，第一年就有50位學生參與，又設置了神經科學博士班（暫時放在動物所），第一年招生3名。邀請客座教授來校長期講學，舉辦國際交流活動（如第一屆、第二屆臺灣日本神經科學合同研討會）及學術合作。為了推動全國的神經科學發展，中心更結合「藝術」與「神經科學」舉辦影像作品競賽與錯覺展覽。至此，「臺灣大學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的發展已經證明:它不是一張空頭支票，而是一張有多少本事填多少錢的空白支票。更重要的是證明了：在臺灣大學（或臺灣），這種推動跨學科領域的模式是可行的。怎樣的和尚會唸經在我開始推動神經科學研究群活動之初，一位中研院的友人在e-mail中坦白跟我說：他不看好我的作法，他認為臺大應該從國外用天價請一位大師級的神經科學學者來臺大推動才是正途，我們這種穿草鞋的草根式作法，是成不了氣候的。我回信中說：大師空降這種作法，一方面臺大沒那個錢，另一方面這樣的作法將會形成臺大裡面的一個殖民地，與臺大眾多的老師無法接軌，也無法發揮臺大什麼學門都有的特性。兩個說法孰是孰非，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其實這些年來，我看到部分國外高薪聘請回來的學者，兩地飛來飛去，少有時間與在地「沒什麼氣質」的研究者溝通，結果是時間一到就走人。他只是利用臺灣的資源去做他在國外不能做的事，對國內infrastructure的提升終究只是一場蝴蝶春夢。臺灣其實有的就是人力資源，不像新加坡小貓二、三隻，若不能善用本土的人力資源，是不可能永續經營的。可嘆的是，許多人還是脫不了「遠來和尚會唸經」的心態，寧可讓本土的眾多「助理教授」掙扎在subsistence的邊緣，卻大把大把的銀子請外來和尚努力地花。我一向認為紮紮實實地苦幹扎根，教好自己的學生，做好自己小小的研究，才是根本。放煙火式的弄幾篇20幾分的論文只是虛幻（世界上20幾分的論文，一個月上千篇，不差這一、二篇），全臺灣整體的扎根與永續才是根本。從我的 iPad 傳送
只有動刀的醫生才算救人嗎？謝豐舟七年前，有天早上，我在看門診，有位中研院的老朋友突然來找我。原來，他太太突然被診斷是卵巢癌，第四期。除了兩側卵巢有不小的腫瘤，腹腔內也都是大大小小的轉移腫瘤。最嚴重的是在橫膈膜和肝臟之間有一顆8公分大小的腫瘤。這就是卵巢癌的特色，它可以在腹腔內巧巧生長，毫無症狀，發現時至少已經第三期。不過，由於它長得慢，只要沒有腹水，雖然像這位太太已經第四期，還是可以盡量切除腫瘤，加上化療，來有效地延長生命。這位太太剛好沒有腹水，但是婦癌醫生卻因為那顆肝臟上面的腫瘤不敢開刀，因為他怕會傷到橫膈膜，進入胸腔，所以只給他低劑量化療，聊盡人事。1我的朋友和他太太都是資深的生物學者，我朋友想到竟然一發現，就是無法積極治療的絕症，心中十分不甘。於是，那天早上到門診想看看我有什麼建議。雖然，我近二十年來，是以胎兒產前診斷為主，事實上，在40歲以前，各種婦科癌症的手術和化療我都鑽研過。卵巢癌化學治療的主要藥物：鉑Cis-Platinum在台大醫院的臨床試驗就是我替必治妥公司做的，而卵巢癌的cytoreductive surgery 及second look surgery 也是我在年輕時開始摸索進行的：就是把骨盤腔和腹腔的癌組織盡量切除，包括腹膜，然後再化療。一年後，再次打開腹腔，肉眼看看有無腫瘤，若有則盡量切除，然後再化療。這樣的積極治療確實可以有效延長生存。當時的台灣婦癌界卻是相當保守。打開腹腔，看到腫瘤範圍太大，就關起來也不做化療。看過病情，我跟朋友說：因為沒有腹水，假若有心一博，雖然我已經不再動刀，但我可以召集我的外科學生們，組成一個手術團隊，包括腸胃外科，肝臟外科，胸腔外科，把腸胃上的腫瘤切除，而肝臃腫瘤則由肝臟外科和胸腔外科上下包夾把它拿掉，再由婦癌醫生把骨盤腔內的腫瘤拿掉。當然這是很大的手術，危險性不低，又要不同科的合作，醫生一般不大願意冒險，因為吃力不討好。 此外，也要請麻醉科醫生把麻醉做好，開刀才會順利。不過，假若他們有心一試，我可以召集我的學生們，責任由我來負，他們儘管動手。雖然麻煩，學生們看在我的份上，都會盡力！我的朋友，決心一試，於是，我請腸胃外科陳炯年教授為首，召集肝臟外科何明志醫師，胸腔外科陳晉興教授及婦產科陳祈安醫師一起來動手術。最困難的部分當然是：為了切除肝臟上面那顆8公分的腫瘤，只好進入胸腔，把腫瘤帶橫膈膜一起切除，再把橫膈膜縫合起來。手術大概進行了八個小時。幸好，一切順利，手術後恢復也很好，在單人病房修養。我打算拆線後，請腫瘤科醫生來安排往後的化療。到這種地步的化療，應該由腫瘤科專家來做，而不是由婦癌醫生來做！我的朋友看到腫瘤順利切除，等於是絕處逢生，從原來的形同放棄變成還有一線希望，自然對我十分感激，我則是說要歸功於手術團隊的冒險犯難。當然我內心也十分高興，可以有效地幫助老友。手術後，我去病房探視病人幾次，恢復很好，精神也很不錯，對我再三言謝。可是第七天我去病房時，卻找不到病人，原來，她前一天己經出院了。登時，我覺得有點意外。不過，做了那麼多年的醬生，這種情況，我瞭然如胸。過幾天，有人來說：由於醫學院某教授建議病人：謝豐舟不是婦癌專家，應該找另一位婦癌教授才對，所以他們就自行出院。病人的選擇無可厚非，我們醫生充分尊重。不過，如此不告而別地出院，實在意外。難以想像，一對資深學者會做出這樣的舉動。說真的，我也有點兒難於跟我召集來的手術團隊成員交代，當然他們是我的學生，不會說什麼，但我總是有點尷尬。日前，連方瑀公開宣稱：感謝救他的兒子的四位醫生，但不包括柯文哲。柯文哲也明言：當晚，他是指揮者，不是開刀者。但是指揮者真的在搶救連勝文的努力中，毫無貢獻嗎？那位卵巢癌的病友，後來接受化療，存活了二年。這二年中，親眼看到她的兒子結婚，孫子出生，我相信，她心中應該感到滿足吧！我不知道，假若，我沒出面召集手術團隊，而只接受象徵性低剤量化療，她會不會也能存活兩年，親手抱着孫兒?也許也會吧！做醫生的，只求心安，病家謝不謝你，就如天上浮雲，於我何有哉！此文請連方瑀女士參考！從我的 iPad 傳送
等了39年，我沒領到年終慰問金!
我在2011年2月1日退休，恭逢其盛，當年年終慰問金取銷，本來我可領10萬元，當過年的開銷，一下子泡湯。我有39年的公務員年資，等了39年，卻一下子飛了。情何以堪！
我的親戚當小學老師，18歲就開始任教，退休年資達45年，他們的退休金比大學教授還多。他光年終退休金就領了20年，超過二百萬。看到我第一次就泡湯，他覚得很不好意思！
鄰居有兩位50出頭的夫婦，都是國小教師退休，從其言行就知道是KMT支持者。夫妻每人月領七萬，周休七天，兩人常手牽手散步。有時言談之中，還會說：台灣人沒氣質。殊不知就是沒氣質的台灣人民在納稅供應他們的退休金。光年終慰問金，這對夫妻就可領超過20萬，獎勵一年來他們玩得很辛苦！
台灣沒有藍綠，只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不要偷了年輕一代的未來！
慰問金遭砍 榮民北北醞釀不投票
2014-11-16 09:26
〔本報訊〕九合一選舉進入倒數階段，退休軍公教年終慰問金議題開始發酵，中國國民黨陷入父子騎驢的困境，是否會全面恢復發放年終慰問金，馬政府未給予具體承諾，這也得使藍營鐵票生鏽，嚴重影響眷村老榮民投票的意願，恐會影響國民黨選情。
連勝文市政顧問團成員楊志良（左）日前曾批評全面恢復發放年終慰問金，根本就是公開賣票！（資料照，記者盧姮倩攝）
中國時報報導，有眷村榮民坦言，政府2年前大砍年終慰問金，嚴重影響眷村老榮民的投票意願，以台中市烏日區成功嶺旁眷村為例，有半數老榮民打算不投票，因為對國民黨感到失望。
報導指出，高齡85歲退役軍人楊世新上校表示，當初取消年終慰問金的作法太草率，讓很多榮民無法接受，並說：「以前他們不珍惜我們，現在想珍惜來得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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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盼穩定中續求成長謝豐舟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成立於1984年6月17日，時至今年，恰滿30週年，所謂三十而立，超音波醫學會如今也到了而立之年，正是應該緬懷過去、思考現在、展望未來的階段了！民國60年代，尤其是66、67年間，超音波的使用已經從婦產科普及到各臨床科別，也從大醫院往基層診所全面性地發展，當然超音波的應用對於疾病診斷非常有幫助，不過，當時各大醫學院並未開設超音波的應用課程，所以即使超音波設備日漸普及，但如何正確使用卻成了大問題！超音波設備與Ｘ光設備不同，不可能讓患者固定一個姿勢、機器自動地完成檢查的工作，它需要透過人工操作掃描器，才能獲得適當的畫面，因此關於設備使用的訓練是必要的，否則就不能得到正確的切面，當然就更能得到正確的檢查結果，所以操作者的訓練非常重要！但因為無論是學校課程裡或住院醫師的訓練中都沒有這門課程，所以在推廣超音波的同時，訓練醫師們如何使用超音波設備就是學會非做不可的工作。藉學會力量來推廣及深化超音波的使用1981年，我與陳皙堯教授一起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參加美國超音波醫學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Ultrasound in Medicine, AIUM）的年會，年會中我們觀摩到非常完整的超音波教育訓練課程，當下就覺得我們也應該仿照此一模式，亦即透過學會組織來推廣超音波教學，所以回國後便立即著手籌備。時值戒嚴時代，要成立一個學會實在不容易，我們花了好大功夫才取得學會的籌備許可。我們深切體認成立學會的目的在於透過教育推廣超音波的正確使用，因此不僅婦產科醫師，所有相關科別，如心臟科、腸胃科、泌尿科⋯⋯等科別的醫師都應該是學會的成員，而且不限於台大醫院，國內各大醫院都應請他們來參與。由於陳教授無論是其學術地位或做人做事都備受推崇，所以當時便由他出面招開學會，籌備過程非常順利，在陳教授的熱情邀請下，各醫院、各科別的領導人物都非常幫忙，譬如當時擔任榮總醫院心臟科的姜必寧主任就竭力促成此事。在第一次的籌備會議之後，學會的成立總算稍有眉目，不過成立一個學會必然需要經費與人力。為了順利推展籌備業務，我自掏腰包聘請了陳輔親秘書幫忙處理籌備事宜，我則與陳教授四處募款，終於籌得60萬的籌備基金。1984年6月17日，假台大的第七講堂，正式成立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由陳皙堯教授擔任首屆的理事長、由我擔任總幹事，理監事則涵蓋各大醫學中心、各科別的醫師，整體氣氛非常和諧，會址就設在台大醫院婦產科的辦公室。學會的成長非常快速，陳皙堯教授擔任了兩屆、六年的理事長之後，認為有必要擴大大家的參與，於是學會變更選舉規定，之後每兩年改選一次理事長，並且不得連任，此舉確實讓大家更踴躍參與學會事務。但是人多了，人事問題自然也就增加了，有些紛爭難免產生，因此當我擔任理事長時，經過多方考量之後，便與台大景福館簽立長期租約，將學會會址固定在景福館，一方面是為了穩定學會的會務與人事，另一方面景福館靠近台北車站，交通便利，也方便會員們出入。學會宗旨就是「教育、教育、教育」如前所言，超音波設備的使用非常重要，成立學會的目的就是要做好這方面的教育，坦白說，我們希望將學會打造為「超音波教育」的訓練補習班，透過精心設計的課程，將超音波的原理、使用方法、常見病例等傳授給醫師們。基於使用者付費的概念，而且有足夠的經費才能邀請優秀的講師開課，所以學會開辦基礎講習課程（basic training course），每位參加醫師都需繳交學費，原則上，學費的二分之一用作講師的授課費用，剩下的二分之一則用作為學會經費，以確保學會能夠長期運作。這種方式在當時算是較少見的做法，彼時的學會課程通常都是免費的，但沒想到反應出乎預期的好，一方面學會發揮了功能，另一方面也確實提升了超音波的使用水準。之後，學會進一步規定醫師們必須參加一次這類基礎課程後，才能成為學會的正式會員。透過這種方式推展學會業務，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的會員人數從開始時的五、六百人一路快速成長，且之後持續因應各科需要開設各種訓練課程，所以很快地，相關各科使用超音波的水準都有明顯提升。此時，學會意識到光靠課堂講課是不足的，還需要實際的操作才能落實整體訓練，所以學會主動協調教學醫院提供實習課程，讓每個上過基礎課程的醫師都能至就近的指定醫院進行不限時的十二次見習。透過這種方式，醫師不僅可以獲得更實際的經驗，其次，見習的醫師若在自己的醫療院所遇到無法處理的特殊案例也可以轉介到見習的教學醫院做進一步的檢查，如此一來，病人可以得到適當的診斷，醫師也能有所進步。更理想的是，透過這樣的互動，無論是見習醫師或教學醫院彼此都能成長，對於超音波檢查及病患的診療裨益良多。加入國際學會，與世界接軌「加入世界性組織，拓展國際地位」是學會成立之初就已經鎖定的重要發展目標，因此，1984年，成立學會之後，創會者如陳教授等便積極地推動加入相關的世界組織，而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超音波相關組織就是「世界醫用及生物超音波學會聯盟」（The World Federation for Ultrasound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WFUMB）。但是60年代的台灣處境艱難，一方面剛退出聯合國組織，國際地位尷尬，再者中國處處掣肘，種種的政治因素讓我們加入國際學會一途上屢遭攔阻。學會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時，世界醫用及生物超音波學會聯盟在澳洲雪梨歌劇院舉辦，當時陳教授帶領了國內四、五十位的超音波學會成員千里迢迢遠赴澳洲，準備參加會議。此時，各大洲尚未成立各州際的的學會，全球唯一且最具地位的超音波學會組織即有「世界醫用及生物超音波學會聯盟」，若能加入，不僅對於國內推動超音波的技術大有幫助，更有助於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與國際接軌。這場會議的參加者眾多，台自世界各地，場面非常壯觀，可惜的是，我們辛辛苦苦飛到澳洲卻不得其門而入。固然政治因素的影響是有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世界醫用及生物超音波學會聯盟正面臨組織上的變動，他們希望世界各大洲先各自成立超音波醫學會後再以各洲際的名義參加世界性的超音波醫學會，但是這時的亞洲根本沒有超音波醫學會存在，所以必得先成立亞洲區的學會組織。不可諱言地，這個時候的日本是亞洲地區國力最強盛的國家，要成立亞洲區的超音波學會，必然由其主導，雖然放眼整個亞洲，日本以外也就只有台灣的超音波學有具有一定的規模與力量，不過中國的影響，還是讓部分日方人士對於台灣的加入頗有意見，因此當「亞洲醫用及生物超音波學會聯盟」（Asian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for Ultrasound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AFSUMB）在????年成立時，台灣未能成為原始會員國，而是在創會的第二年才循著奧運模式，以「Chinese Taipei」的名義加入，同時中國方面則以「China」的名義加入。未能以國名參加國際學會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如前所述，各大洲的醫學會之上就是「世界醫用及生物超音波學會聯盟」，所以加入亞洲區的學會後，1991年時，我們也就順理成章地加入世界的超音波組織，當然這中間還是備受中國方面的阻擾，不過，由於每年各大洲的超音波醫學會都必須繳交部分會員費用給世界醫用及生物超音波學會聯盟，而亞洲醫用及生物超音波學會聯盟中，以日本的會員數最多，其次便是台灣，所以台灣繳交給世界醫用及生物超音波學會聯盟的會費相當可觀，加之，我們努力爭取日方的支持，自然也就不再被輕視或輕易被撼動。之後，世界醫用及生物超音波學會聯盟的理監事也都有台灣人出任，陳教授甚至還擔任過世界超音波醫學會的副理事長，可見我們的實力之堅強。但為了更有效穩固台灣在這些國際學會中的地位，學會不僅主動出擊，積極參與國際會議，甚至努力爭取國際會議的主辦權，如1998年主辦「亞洲醫用及生物超音波學會聯盟第五屆國際學術會議」，以及未來也將主辦世界醫用及生物超音波聯盟的2017年世界大會。除了積極參與國際會議外，我們也主動出資為亞洲的學會發行會刊，將既有的學會會刊──《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雜誌》(Journal of Medical Ultrasound, JMU)改為英文版，廣邀國際專家學者投稿，並委由國際專業的出版商Elsevier編輯及印製，作為亞洲醫用及生物超音波學會聯盟的會刊全球發行。這是一項費心費錢但不得不做的工作，這項決定不僅大大提升了台灣超音波學會的曝光率與國際地位。至此，台灣總算在這些世界組織裡佔有了一席之地。學會發展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學會其實就跟公司一樣，原地踏步、不進則退，若要成長則必須開發可為學會帶來收益的新項目。所以，學會從成立開始即陸續開發了不少新課程，譬如骨骼超音波訓練課程，這是超音波檢查的新領域，舉凡骨科、復健科、家醫科都有學習的需要；近年來，台灣地區因為乳癌病例增加，所以乳房超音波的課程頗受歡迎；為了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更推出頭頸部超音波訓練課程，鼓勵耳鼻喉科醫師使用超音波，透過超音波設備就能對頭頸部進行病理切片，增加醫療上的便利，在頭頸部方面的使用，台灣的推廣可謂獨步世界。此外，早在1981年，我與陳教授到拉斯維加斯參加美國超音波醫學會時即發現有寵物專用超音波的課程及訓練，雖然台灣也有動物用超音波檢查，但始終侷限於家畜之類，隨著寵物豢養風氣的興起與超音波儀器的進步，學會目前也開設了寵物超音波的訓練課程，這是台灣有史以來首度出現了動物超音波，課程一開就有三百名獸醫及相關的動物人員報名參加。超音波檢查接下來的發展將應用到小鼠之類的實驗動物專用超音波訓練，透過對實驗動物的超音波檢查，可以了解其即時（realtime）的狀況，對於生醫的發展大有所助益。學會一路走來，因應社會需求，不斷地開設各種新課程，這是讓學會不至於停頓、老化的重要因素，但往後如何繼續前進，目前超音波醫學從快速成長階段已邁入穩定的階段，時至今日，超音波技術的發展已臻非常成熟，雖然超音波有其被需要性，一時間也難有爆發性的突破，而更新穎、更頂尖的醫學技術或組織則不時竄出，感覺上，超音波學會的存在好像已不再如成立之初的耀眼。縱然如此，超音波的應用依然十分重要，也有其必要性，繼續強化超音波在各方面醫療與臨床上的應用與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提升應用、如何與現代網路結合，以及學會本身如何在穩定中持續成長，進一步提供醫學界所需的超音波教育是學會領導者往後要努力的目標。未來除了繼續「固盤」──穩固台灣的國際能見度與地位外，勢必也要開展更多應用項目，同時拓展廣度與深度，讓這股活水不間斷。從我的 iPad 傳送
為「醫勞盟新書－臨床隨行，走出白色斜塔的陰影」寫序謝豐舟第一做醫生，第二賣冰？日昨偶遇蔡宏斌醫師，他請我為新書寫序。退休後櫻櫻美代子，為了減緩腦子退化，寫寫文做頭腦體操，也是良方，因此一口答應。本書內容是許多青壯年醫師近年來發佈在醫勞盟網站的執業心聲，其中頗多不平和心酸之處。蔡醫師希望從這些血淚心聲中，整理出一些頭緒，譲大家可以從中尋找解惑解憂的出路。畢竟，日子還是要過下去。達爾文的「天擇説」指出：供養生物族群生存的資源總是不夠，生物若具備某些有利於生存的條件，即使十分微小，可能就會促進族群的生存繁衍。反之，則可能導致族群滅絕。自有生物以來，就是一波又一波的嚴苛競爭，考驗和生死存亡。，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其實是例外。俗諺說：台灣沒有三日的好光景，就是此意。醫界自不例外，如何自救，如何另謀出路，才是生物求生存的正道。「醫勞盟」這個名稱十分忠實地指出一條醫界自救之道。醫勞盟=醫生是勞工，要聯盟自救。在台灣，由於健保成為惟一買家，遊戲規則和價格訂定隨它高興，種種行政管銷費用由它先肆意取用，再加上醫療高科技化和政策的引導，醫院嚴重大型化，以致有百分之七十的醫生受僱於大型醫院，成為自主性有限的受僱者，於是醫生就不得不成為勞工，不再是去觀念裡「第一做醫生，第二賣冰」的美好時光。只是醫學教育鮮少正視此一鉅大變動，仍然沿襲過去的傳統，強調「人文倫理，悲天憫人」，也因此造成年輕一輩醫生的困惑，苦悶和不滿。最近我常問同仁幾個問題：台灣社會是「姓資」還是「姓社」？台灣的住宅是「姓資」還是「姓社」？台灣的醫療是「姓資」還是「姓社」？醫生是「資方」或是「勞方」？在台灣的醫學院裡，大概沒有人認為這些是需要討論的議題。然而，醫療絕對是社會活動的一環，社會大環境，大趨勢絕對會顯着地影響醫療。美國醫學院協會於2011年11月出版一份報告，針對未來醫生需要什麼樣行為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基礎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s for future physicians)提出建議，做為醫學教育修訂教學課程的指南。目前，台灣的情況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社會主義的醫療。資本主義的住宅。醫生除部份自行執業者是資方之外，那些和立即的生死存亡有關科別的醫生，都是受僱於大型醫院的勞方，勞動條件和待遇都是老闆說了算，自主性低卻要承擔所有旳㗨療責任。自主性，報酬和責任必須相當，是天經地義的道理，但在醫療方面卻明顯失衡。醫界惟有弄清楚自身的地位和處境之後，才能明確地去向社會大眾訢求，爭取自己的權益，讓自己有穩定良好的工作環境，也才能幫助病患。就像我鼓勵好幾個罕病的病友會，如唐氏症病友會，結節硬化症病友會，神經母細胞瘤病友會⋯⋯：「自助，人助然後助人」。記住，團結才有力量，個人只是以卵擊石。波蘭的團結工聯就是例子。醫勞盟可以說體現了我前述的觀察和思考。希望這樣旳思惟能確實地融入醫學生的教育和養成過程，讓有志從事醫療的學子對自己的生涯能有清楚的認知，一旦選定方向就要堅持下去，（不過，最好能有個富爸爸）同時能夠合力爭取自己的應有權益，或是另謀出路，不要自怨自艾，苦悶鬱卒，浪費生命。醫學是一門生物學，因為人是生物，醫生和病人也都是生物，而生物界本來就是橫逆（adversity)不斷，惟有勇者智者才能生存下去。謝豐舟。2014-09-10從我的 iPad 傳送
景福三十，再顯風華謝豐舟《景福 一 醫訊》是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刊，自民國六十八年創刊以來，由最早報紙型式之篇幅，進展至目前雜誌式的刊物，維持每月一期。臺大景福基金會自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年)成立以來，即一肩挑起促進校友間的聯誼與交流聯繫，並戮力舉辦學術活動及專業訓練等，各項實質活動辦得轟轟烈烈，校友間的聯繫也相當密切，當時的《景福醫訊》就像是校友間的聯絡報一般，為彼此傳遞著最簡單的活動訊息。到了一九八四年，當時執掌景福基金會的洪國錦教授亟欲為校友們籌辦一份專屬刊物，以為彼此間的聯繫。然而，時值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時代，任何出版品都受到政府的監控，即使只是出版這樣一份單純的刊物也不得不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即可能引起無法預料的麻煩，所以當時決定出版這份刊物時非常小心。現在的《景福醫訊》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生面世的。回想起來，在那個時代裡實在是發生太多令人心驚膽跳的政治迫害事件，創辦《醫訊》的同年，東海大學的林俊義教授在《自立晚報》副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被認為是為匪宣傳，被迫流放美國三年。當時擔任東海大學生物系主任、亞洲生態協會會長的林俊義教授；被認為是「為匪宣傳」的文字只有一句，「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朝向民主的多元世界…， 任何一個政治家的作為都難滿足多元的需求。因此，一個現代政治家的毀譽參半是自然正常的現象。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領袖都是可以被批評的，唯有中共的毛澤東才會永遠是中國的救星。」這麼短的一句話，運用簡單的反諷技巧，諷刺毛澤東的「偉大」來自中國大陸不是民主國家。不過，就這樣引發軒然大波。由於時局是如此地敏感，因此每逢《醫訊》出版前夕，必然都要召開編輯會議，在洪伯廷總編輯的帶領下，全部的編輯人員齊聚一堂，逐一檢查、推敲字句，確定內容，文字，方始放心出版。當時醫訉是採用執行編輯制，洪教授邀請了十幾位各學科的老師，組成編輯群。每一期由一位老師擔任執行編輯，由他來負責邀集稿件以及校對工作。我因曾經和洪教授編纂過正中書局的健康叢書，所以他邀請我擔任執行編輯，這也是我之所以和醫訊結緣的起因。《醫訊》的封面呈現的方式非常制式，總是以一幅與臺大醫院相關的官式照片橫置於封面間，無法表現出每期《醫訊》的內容特色。一九九六年，林國信教授接任基金會的董事長、莊哲彥教授擔任總幹事，他們找我一起為這份校刊盡力時，我認為《醫訊》應該有新的風貌。從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六年，十二年間，《醫訊》的編排形式與封面表現始終如一。因此當林教授與莊教授邀請我擔任執行總編輯時，我要求基金會每個月撥款五千元，由我運用，來充實醫訊內容。起初，我將這筆經費應用於《醫訊》封面的改善。我找了一名專業畫家，請他攝取臺大醫學院和醫院中各個角落的美景，繪成油畫，將這些美好的景致搬上封面。一九九七年七月，煥然一新的《醫訊》登場。第一張封面畫的是臺大醫院的門廊，畫中隱藏於白色門廊後方的是總統府的高塔，這張畫蘊含了「被監管下的醫界」的暗喻──統治者虎視眈眈的立於白袍醫者後方，監視著大家的一舉一動，這是一個臺灣人被迫害的象徵。同年八月，第二張封面畫的是臺大醫院舊大樓二樓通往屋頂的迴旋梯。九月的封面畫的是，位在景福館旁，昔日的美國海軍第二研究所(NAMRU-2)。十月的封面畫的是昔日藥理學系的系館。當時系館的旁邊有個小花園，前方則是宿舍。目前系館已經被拆掉重建，往日的美景就只能透過畫家筆下的油畫來追憶了。而這幅原畫現由臺大藥學系所珍藏。十一月的封面畫的是臺大醫院外科門診兩棟建築物間的圓柱通道。十二月封面畫的是臺大醫院的中央走廊。這條長廊仿若臺大歷史的長河，多少教授、主任、醫生登曾經在此留下急步前行的身影。說起來，《景福醫訊》終歸是一份校友會的雜誌，而校友會的軸心就是「人」，「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後來我就想把重點拉回「人」的主題上，讓各地、各系優秀的校友躍然紙上。除了想讓會刊的軸心重回「校友」的主軸外，這樣的決定其實還包含了另一層考量。其實，景福基金會從成立起即存在一個很大的爭議──基金會校友含括的範圍究竟是只有台大醫學院醫科，或是包含了整個醫學院。廣義上，景福基金會應當是包含整個臺大醫學院的校友，因此一九九八年開始，《景福醫訊》開始為一連串的傑出校友進行專訪，並為這些校友拍攝照片做為《醫訊》的封面。我希望藉此為《醫訊》帶出濃厚的人文色彩，另外也希望讓醫科以外的醫學院其他各系也能融入基金會中。連續二十四期的《景福醫訊》以臺大醫學院的校友們做封面，並且跨出台北，越過濁水溪與中央山脈，尋訪臺灣各地的優秀校友，突顯草根性風格的校友。每期我用那筆五千元的特別經費，請客座編輯去訪問一位傑出校友，將他們動人的故事刊載在《醫訊》上。一九九八年一月號的封面故事是臺大醫學系的校友，當時擔任臺中榮總的婦產科主任何師竹女士，她也是大我一屆的學姊。他為台灣中部婦癌的診治，奉獻了所有的心力。同年二月的封面故事也是臺大醫學系的校友、嘉義基督教醫院的院長，翁瑞亨醫師，他同時也是一位傳教士。三月的封面故事是臺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的校友李應元。四月是李文華院士，他是臺大醫學院生化學研究所的校友，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五月是藥學系校友，也是生達化學製藥公司的董事長范進財校友。六月是臺大醫科校友，也是成大醫學院的創院院長黃崑巖院長。七月是臺大醫科的校友伍焜玉院長，他是基礎、臨床及流行病學研究的血液學專家，也是臺灣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八月是醫科的校友楊庚申，他與他的夫人在高雄經營醫院，是外科顯微手術的專業醫師。九月是臨床醫學研究所的校友侯文詠醫師，他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作家。十月是公共衛生學系的校友羅崇義，目前是廢棄物專業處理公司的老闆。後續的封面還有前衛生署長李明亮、台灣出版社發行人林衡哲醫師、傑出的遺傳精神病學家莊明哲教授、在後山擔任助產士的校友等等。總而言之，在這二十四期的《醫訊》裡，我們跨越地區、跨越系所，將一干優秀校友的故事搬上紙頁，希望有機會能看到這二十四篇故事集結成冊付梓。圖說：謝豐舟教授在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前留影前面提到，醫訊創辦的前幾年，每期出刊前，洪教授都要帶領大家，逐頁逐行逐字地檢視，以免引起政治副作用。然而，此舉實在太費時間，一次編輯會議要二，三個小時。我當總編輯時，己經解厳，白色恐怖的陰影不再，因此，我的編輯會議都只開半小時，決定內容，其他校對工作就由執行編輯全權負責，以節省大家的時間。由此也可見，在白色恐怖年代與解厳年代，心理的負擔相差之大。可惜，這幾年來，在馬政府之下，監聽浮濫，司法是「有關係就沒関係」，白色恐怖似有捲土重來之勢。台灣人民若不注意，只怕好不容易掙來的言論自由，又將泡湯。說起來，有年紀的人才會變成校友，但校友會可不能越來越老，它是需要新血注入的。無論是景福基金會或《景福醫訊》，最大的問題就是「老化」，所以翻來覆去都是一些陳年往事，引不起年輕人的興趣，自然加入的意願就不高。以前的校友會，甚至是日據時期的景福會，可是很有凝聚力的，功能性也強，只要登高一呼，馬上就能群聚一群死忠校友，可是眼前的景福基金會，中生代消失、新血不加入，實在令人擔憂。若能因應時代潮流，增加資訊工具的使用，例如臉書，網頁，電子報，加強社會互動，提升會刊的作用，相信未來的景福基金會將日新又新，更能凝聚全體臺大醫學院校友。從我的 iPad 傳送
林洪謙醫師將歷年來在景福醫訊陸續發表的文章結集出版，作為八十歲的一個里程碑。我偶然得知此事，乃向洪謙兄毛遂自薦為此書寫序，以共襄盛舉!洪謙兄生長於台灣，小學時期接受日本教育，中學，大學接受中國教育，並長年在美國生活，深受美國文化的影響，通曉日文，漢文，英文，而他的閱讀範圍也因此極為廣。加以他親身經歷日治時代，二次大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以及美國式民主制度和資本社會，對人類社會的本質和演進更有非常深刻的體驗。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寫的遊記，除了山光水色的描繪外，更增添了歷史和人文的成份，也格外地動人心弦。台灣社會傳統上不鼓勵寫作，所以有「囝阿郎有耳沒嘴」的名言，加上白色恐怖的陰影深植人心，更使人怯於提筆。不過，我一向認為寫作是訓練思考和邏輯，以及累積知識的最佳方法。寫作更是表達自己和社會參與的最佳途徑，尤其在網路及社交媒體發達的今天，更是如此。洪謙兄退休後，以LKK之年，多年來持續地寫作並發表於景福醫訊，如今己足以結集出書，實在是難得的榜樣。我想，在醫學教育極力強調醫學人文的今天，洪謙兄就是醫學人文的實踐者。。奈及利亞的文學雄獅--Chinua Achebe 用英文介紹奈及利亞給全世界。由於他的自由派文學不見容於專制軍政府，被迫流亡美國！Chinua Achebe 曾說："Until the lions have their own historian ,the story of hunt is always glory the hunter"(除非獅子有它們自己的史學家，要不然在狩獵的故事中，光榮總是歸於獵人。）同樣的道理：除非台灣人民有他們自己的史學家，要不然在台灣的故事中，光榮總是歸於外來政權！洪謙兄八十高齡但仍然身體健康，活力十足，而且開朗活潑，喜於和人交談。這幾年來，他和夫人紫雲女士依然相偕周遊世界各處，足跡從非洲的Safari 到冰島的火山，且不斷將所見所闡所思寫成遊記，分享景福讀者。希望他的文集能激發大家寫作的潛力和提筆的動力！我思故我在，我寫故我在！台灣大學名譽教授謝豐舟2014-8-1從我的 iPad 傳送
